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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本人有特殊关系的中国农民银行

(发稿时间:2013/12/19  阅读次数:   )

【信息时间: 2013/12/19   阅读次数: 】【字号

(中山东一路16号)

中国农民银行是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机构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它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行,在旧中国曾简称中、中、交、农四大行

过去,一提到这家银行,人们都说是国民党 C.C.系陈果夫、陈立夫创办的。最初持这种看法的是陈伯达。他在所著《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个银行(指中国农民银行)不消说也只是四大家族的私产,陈家 C.C.系占了主要的势力。之后,人们以此为据,辗转抄袭,年深月久,就赋给人们一个百信不疑的印象,即中国农民银行的后台老板是C.C.系。但是经过有关专家予以考证,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农民银行的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共产党、以及蒋介石自身利益而成立的,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历史渊源,都不能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提并论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农村金融救济处。

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农民银行是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失败、准备进行第四次围剿,决定从经济上支持逃亡的地主豪绅“返乡”,利用地主武装,配合“国军”打败红军,巩固在农村的统治地位而设立的,因为地主和豪绅的田地被共产党分给农民了房屋也被分了回乡也要钱,买枪和武器弹药也需要钱,因此需要一个农村金融组织。有鉴于此,1932年冬季,先成立了三省总部农村金融救济处,办理农村紧急救济,一是帮助地主豪绅返乡,二是促使农民迅速恢复生产。为对即将要成立的农民银行准备人才,成立了农村善后讲习会和农村合作人员讲习所。1933年4月1日,由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所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而正式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自任理事长,银行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的特权,是为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这一反动目的服务的。成立时的股本金是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蒋介石的老乡郭外峰担任首任总经理。农村金融救济处不能发行钞票,随着“围剿”与反“围剿”区域的扩大,把这家银行定名为“农民银行”,当然不是为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服务,但他也懂得农民问题对于他的政权的重要性。他蓄意要在中央银行之外再成立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全国性银行,也是为了有一个随时可以支取款项的“御用”银行,在动用反共经费时,可以不受掣于财政部部长,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家蒋氏嫡系银行。

由于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随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陕西、甘肃、青海等省设立机构,由原来的16处发展道87处,后发展待475处之多。分支机构下设合作金库、农仓、农讯处因此范围超过四省

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改组成立

民国23年(1934年10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为对红军围追堵截,需要大量军费。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济事”,为适应其反共的需要,必须在红军长征途中增设机构,改变名称,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经过几个月的一番精心策划之后,一个道地的蒋氏御用工具——中国农民银行于民国24年(1935年41日,由四省农民银行正式改组成立,总行设在汉口,是国民政府专事农村金融的国家银行。郭外峰上任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总经理由蒋的浙江同乡并有师谊的徐青甫之子徐继庄担任,资本额定1000万元,实收725万元。1935年6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中国农民银行条例》,明确该行是“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依照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设立之”银行。资本总额为国币1000万元(1941年增为2000万元,1942年专业化后又增为6000万元),由财政部及各省市政府分别认股。蒋介石的武岭学校、遗族学校、黄埔抚恤委员会、中央军校同学会等单位也有股份参加,称作商股。

根据蒋介石的“战略”需要,中国农民银行建立后就大肆扩充机构。到民国26年(1937年),分支机构由原来的16处增加到87处。总行的所在地,亦于同年4月迁到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总行由沪迁汉,由汉迁渝。上海分行继续留在租界营业,直至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占租界后被接管清理,停止营业。抗战胜利后,上海分行于民国34101日复业。总管理处则于翌年5月回到南京。在战后的一二年内,该行又大肆增设机构,截至民国3512月底止,分支行处已发展到286个,为“四行两局”机构总数的31%

凭借权力处处都显得特殊

这家银行凭借着蒋介石的权力,处处都显得特殊,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则于1935年6月才公布。其实收资本725万元,也没有经过验收手续;有发行钞票权,但从不公布究竟有多少发行准备。但到1936年1月,又突然在蒋介石对孔祥熙施加压力下,财政部宣布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仍可发行,与法币同样行使(不过它没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那样负有无限制买卖外汇的任务)。对一个这样严肃的法令,对攸关国计民生的货币制度,政府竟能出尔反尔,置已定的法令于不顾,任意增加一家发行银行,成为被国外舆论视做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一个话柄。当时在华外国银行询问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法币究竟是指三行发行的钞票还是四行发行的钞票时,就含糊其辞,不能明确回答。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初期未设董事长。由于过去以鸦片抵押贷款为业,看上去不雅观,徐中断了此项业务,开始像中央银行一样办理农民银行,开始发行一元券和角券,后增发5元券和10元券,与中央银行争业务,且抢中央银行的军人存款业务,这就触犯了中央银行总孔祥熙,孔利用法币改革机会,只承认中央、中国和交行的票子为法币、农民银行的准备金和发行库移交中央银行,但被徐继庄拒绝了。孔利用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报刊发表的文章,称法币改革要成功,必须停止农民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而这要求达到必须要以农民银行总经理的徐继庄辞职才行。蒋阅读到这篇文章,为法币改革的成功,1937年4月,蒋介石就要求徐继庄辞职。接徐的位置的是上海商人、20世纪20年代曾在经济上对蒋介石有帮助而不具金融知识、不懂银行业务的叶琢堂任总经理,同时将总行由汉口迁到上海(名义上总行在南京)。他和他的两个女婿控制农民银行8年之久。

在叶上任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农民银行总部由上海搬到武汉,1938年汉口沦陷,再转到重庆,这时才由孔祥熙兼任中国农民银行第一任董事长。叶本人闲居香港。农民银行的具体事务由与陈果夫和陈立夫关系密切的常务董事周佩箴负责。在叶之后,总经理由顾翊群担任,期间发生农民银行“拒顾护行”事件,顾被迫辞职。后实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的机制,民国34年(1945年)11月,孔祥熙辞去董事长职务,改由陈果夫接任董事长,叶的女婿李叔明担任总经理,成为“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试验区,C.C在该行大肆活动,加入国民党的行员达90%。陈担任董事长后,又推动成立中央合作金库,服务于农村合作社运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四行二局”信用体系的情景更凸显在人们眼前。历任总经理为徐继庄、叶琢堂、顾翊群、李叔明,除顾翊群是在孔祥熙当董事长时,由孔推举的外,其他都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民国28年后,在原有董事长之上,又增加一个理事长,即由蒋介石自己担任。原因是四联总处在重庆成立改组,而四联总处的组织规程规定,其理事会主席必须是四行成员,为了把蒋介石抬到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的宝座,就给他冠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的头衔,因此,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由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介石担任,反正这也是蒋介石囊中的银行,

一个道地的蒋氏御用工具

根据民国24年(1935年)64日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营业范围如下:(1)放款于农民组织之合作社及合作社联合社;(2)放款于农业之发展事业;(3)放款于水利备荒事业;(4)经营农业仓库,及放款于农产、农具之改良事业;(5)动产、不动产之抵押放款及保证信用放款;(6)票据之承受或贴现;(7)收受各项存款及储蓄存款;(8)代理收解各种款项;(9)办理汇兑及同业短期往来;(10)买卖有价证券;(11)其他农民银行应有之业务。以上是条文订明的项目,实际上该行的业务活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收受部队存款是中国农民银行存汇业务的重点。国民政府豢养了大量军队,每月由国库拨给部队的军费为数惊人。由于该行与军队有特殊的关系,加以种种优待和便利,因而大批军款落入他们之手,成为该行资金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军事存汇款项占这家银行存汇总额的2/3以上,有的年份甚至高达80%

放款业务中以垫支军费为大宗,为国民政府军需部门代购军粮。农民银行成立后,代购军粮是农民银行经营的一种特殊业务。即以筹划军饷为己任。钱是国库拨的,价格是粮食部定的。农民银行与粮商直接打交道,预付货款,定时交货(交到粮食部在各地的仓库),然后结算。由于该行收购军粮有功,为此蒋介石曾多次传令嘉奖。从民国224月到民国261月,根据蒋介石的手谕,先后拨付各种款项73笔,金额高达10800万元,占该行货币发行总额的68%,其中垫支军费一项就有6400余万元。从民国26296月,该行垫付的军费,更高达5.7亿多元,占全部放款的百分之八十。中国农民银行实质上成了蒋介石筹饷的工具。

农贷业务。作为国民政府经营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实际上它对农村资金的投放是为数不多的。民国26年以前该行农业放款占全行放款总额的比重不到20%。抗战爆发后的头几年,更都在10%以下。大量农村贷款的增加是在民国318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的农贷业务移交该行接管以后,特别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达到了高峰。在此期间,该行积极配合蒋介石的所谓“戡乱建国”的反动政策,发放“收复区紧急救济农贷”、“绥靖区小本贷款”等共计约300亿元,用以巩固蒋介石在农村的统治。但各县申请领得贷款以后,大半被县内绅士包办,农民得到的微乎其微。这些钱到了土豪劣绅手里,变成了囤积居奇、放高利贷的资本。

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民国29年(1940年),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信托部。抗战后期,为了给国民党军队的庞大费用开辟财源,农民银行决定以搞信托为幌子,把业务重点转向商业投机。所谓信托业务,主要是倒卖人民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盐、粮食、棉花等物资,从中渔利。从民国3133年,每年信托部的纯收益占该行当年总收益的60%。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变本加厉,该行的信托业务也就越搞越大。截至民国36年底,信托投资有77个单位,资本170亿元。经营的业务包括: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农业保险、农村水利、农林建设、农村教育、渔业、盐业、制茶、棉织、蚕丝、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经营投机生意的单位主要有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中和盐业公司和中国制棕公司。特别是该行独资经营的中国农业供销公司,规模最大,赚钱亦最多。农民银行通过信托活动不仅为蒋介石扩大内战提供了经费和物资,还通过扶持齐鲁公司等党营事业,为国民党提供不少党务活动经费。

民国31年(1942年),国民政府将钞票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其他银行停止发行钞票。

接管清理台湾银行,入驻外滩16号

民国34年(1945年)10月,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恢复营业,并于松江、太仓两处成立农货通信处。

日本投降后,经国民政府指定由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清理台湾银行,始入驻外滩16号。此楼原来是日商1911年开设的台湾银行大楼。早期的台湾银行大楼是一幢建于19世纪的东印度式建筑,高三层,1924年被拆除重建。重建的大楼由英商德和洋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96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8平方米。采用日本近代西洋建筑风格,其特征是广泛吸收各国建筑的长处,集多种建筑风格为一体。与日本大阪和横滨的近代建筑比较相似。

该建筑外观近似古典复兴式。正立面有四根圆柱,其余三面为方壁柱,柱式均采用混台柱式。原高三层,后又加了一层,立面比例即受到破坏。现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历史保护建筑。

在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纷纷考虑撤走,农民银行坚守岗位,不断迁址,从福州、广州和厦门办公到广州办公。

1949年5月,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接管了农民银行在上海的总管理处,人员1700人,收到100多两黄金、几百包大米、房屋和家具,全部家当就是这些。由于农民银行的历史较短、影响不大,政府清理关闭了这家银行。这就是农民银行的结局。农民银行的清理关闭的命运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的小金柜、管理人员是蒋介石的亲信集团,成立的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内部管理很差,最后的命运只能是灭亡。1949年5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国民党政权官僚资本银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被人民政府接管清理。

1949年12月15日,中国农民银行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在台北市开始办公,于1967年5月20日正式在台复业,除继续办理农业金融业务外,也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其宗旨是办理岛内外汇兑和货物押运,办理农业生产贷款、农产品加工运销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建设。如果要认祖归宗的话,中国农民银行应该算是其先祖了,但没有帐务上的联系,完全是新设立的,最多沿用了原有的名字罢了。

解放后,外滩16号改名为工艺大楼。

(皇甫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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