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知识库 >> 黄浦史话 >> 外滩金融史话
上海第一个钱业公会始末

(发稿时间:2013/12/19  阅读次数:   )

【信息时间: 2013/12/19   阅读次数: 】【字号

豫园内园王家嘴角施家巷6号宁波路276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也是金融业最集中的城市。漫漫历史长河,钱庄恰如一叶方舟,悄悄地、静静地离我们远去,钱庄的同业组织——钱业公所、钱业会馆钱业公更是遥远的不见踪影。但现在有人还惦记着它,铭记着它曾经为社会经济发展起过“输血造血”的作用,更有人回味着钱业的南公所和北会馆的陈年往事。

上海钱业公会作为上海汇划钱庄的第一个同业组织,具有行业协会的性质,其设立的基本目的,就是制定行业规则,防范行业风险,维护同业自身的共同利益。在南京国民政府统制金融业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上海钱业公会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履行了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责,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非常值得关注。

而钱业公会的地位,也非一夕而成。其发展前后历时百余年,贯穿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艰难转化的全过程。

钱业公会的早期形态

钱业公会的最初阶段----上海钱业总公所时期。清乾隆年间,钱庄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当时上海的钱业总公所设在邑庙东园,即现今豫园内园。内园建造于康熙48 (1709),因钱业历任修葺之费,故设公所于此。况周颐“1921年重修内园碑”文中记载:“乾隆间钱业同人醵资购置,为南北市总公所——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据考:乾隆四十一年 (1776,在方维馨、王聚安的倡议下,钱业同人经过酝酿,集银一千两,买下东园晴雪堂房产,作为商议钱业公共事项的场所,即钱业总公所,也称内园钱业馆。钱业总公所以秦裕伯为祭神,“以时会集、寓乐群之雅,事涉闳旨,辄就谋议”。公所的会员是钱庄,但不是所有钱庄都能入会的。钱业分为汇划庄、挑打庄、零兑庄。汇划庄的资本比较厚、营业范围比较广,所出的庄票信用度高,流通普遍。通常所称的上海钱庄,其实是指汇划庄。挑打庄的资本比较小,营业范围也狭窄,对于票据的收解必须委托汇划庄代理,它有元字庄、亨字庄。零兑庄的资本最小,主要业务是零星兑换银元、辅币等,以现兑现,又称作现兑钱庄,它有利字庄、贞字庄。这3类钱庄,只有汇划庄才能成为钱业公所的会员。汇划庄又称入园钱庄,大同行。挑打庄、零兑庄的元、亨、利、贞字庄也称小同行。小同行不能成为钱业公所会员,又称未入园。钱业公所不定期推举出10余名钱庄老板为董事,董事采取轮值制主持会务,另外延聘经行、经差、住持等职员处理公所的日常事务。

乾嘉时期(1853年)至咸丰十年(1860),上海钱庄均在县城内,超过100家。租界形成后,尤其是咸丰三年 太平军逼近上海,城内钱庄为躲避战祸,逐渐迁往租界,形成南北两个市场,至光绪二年 (1876),上海共有钱庄105家,其中北市63家,占60%,南市42家,占40%。钱业分为南市和北市后,业务往来诸多不便,开始筹划设立各自的同业组织。

南公所和北会所时期。南公所是南市钱业公所的简称。上海市工商联所编的《上海工商社团志》有一则关于南公所的记载:光绪九年(1883年),钱业总公所董事冯莲汀召集南市钱庄主,集资购买大东门里施家巷6分地产暨12间房产,设立南市钱业公所,称集益堂,取集思广益之义。凡关于南市钱业的公共事项,均在此议决。光绪三十一年,各庄又捐资,花费六千银两将所舍重新翻修,分设有祭神厅、先董厢、宾朋聚会厢,落成时立牌记略,张扬捐银者的姓氏。南市钱业公所的历任董事有经芳洲、宋子美、赵朴斋、胡小松、叶丹庭、陈乐庭、王伯埙、蒋蔚斋、吴蕺园、陈达三、冯莲汀、吴玉甫、宋子芗、胡竹君、朱蔚堂、沈少南、陈冶卿、孙荻洲、刘杏林、赵松坪、林莲荪、孙礼庭、谢小云、朱允升、钟新甫、沈景周、汪介眉、徐寿昌等人。南市钱业公所亦称沪南钱业公所,在早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上海指南》上门牌号为南市王家嘴角施家巷6号

北会馆是北市钱业会馆的简称。光绪十五年延康钱庄陈笙郊等人北石路(今福建北路)发起组建北市钱业同业组织,并集资建造北市钱业会馆。会馆选址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730号)、铁马路(今河南北路)交叉处,占地16亩,造价12万银两,工时耗费2年,于光绪十七年竣工。会馆有前后两殿和两座戏台,在照墙和仪门上,遍雕《三国演义》、《岳传》、《白蛇传》等人物形象,内设先董牌位房、公共议事厅、养疴(重病)馆所周围还建造了数间平房,用以租赁。馆所落成之日,举行了大型的祀神演戏活动,昭示众人观看。钱业会馆将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作为祭神、祭先董日,这一天各庄集会于此,看戏和交流信息,并公举董事、司事以及修订业规等。北会馆的养疴院是一大特色,专为旅人、疾病患者所设,成为会馆的慈善事业,所谓徙旅疾疢(重病)猝无所归,医于斯,药于斯,以惠众也。也显现出钱业领袖仁慈之心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由董事主持会馆的重大事务。历任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有胡庄祖、庄尔芗、周蓉汀、朱二泉、经莲珊、应少安、张宝楚、洪凤洲、冯泽夫、屠云峰、陈笙郊、罗秉衡、李墨君、王蓂生、袁联清、谢纶辉、洪念祖、朱五楼、丁价侯、袁康祺、严价人、张知笙、陈一齐等人,由他们主持会馆的重大事务。日常事务则有各庄每月轮流主持。

钱业南北各自设立公所会馆后,各设市场,议订行市,各自为政。然而,内园仍作为南北市钱业总公所,所有内园一切经常和临时费用,均由南北市全体同业公摊。每逢岁首,南北各庄执事,齐集内园,举行年会,商讨一年营业方针及兴革诸事,凡有决议,制为条规,全体恪守。此外凡遇临时发生重大事件,须南北市全体同业协议取决者,亦于内园开会

南北钱业联袂演绎一个华丽的转身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形势改观,钱庄业务顿时繁重。麦加利、汇丰、有利等外国银行纷纷在沪开设分行。此时,国内尚无银行,全赖钱庄支撑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

清末民初发生两大金融风潮波及钱业,一是橡皮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风潮;二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钱业恐慌。钱业总公所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挽救了两次金融危机。

1908年至1910年间,南洋沽定土地而尚未种植者,纷纷来沪组织公司,发行股票招股,诱人买卖,并以广告大肆宣传,商民以为利厚,倾囊争购,使每股票价超过票额的6、7倍之多,结果营扰年余,而股利一无所获,甚至多数洋人,佯装回国一去不复返。经发电报询问,而音讯全无,于是人心恐慌,橡皮股票价值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民纷纷破产,钱庄大受影响,连累倒闭者有10余家。又因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茂和洋行买办陈逸清等均大量持有该股,致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镇海叶氏所开设的升大、余大、瑞大、承大4家钱庄亦告清理,“四大皆空”成为当时饭后茶余的话题。严峻的态势如果持续发展的话,将危及社会的正常秩序,于是南北市钱业总公所总董洪念祖及会董林莲蓀、朱五楼、秦润卿等,邀同华商外商银行以及清政府办理善后、平抑其事。

橡皮风潮一波未平,一澜再起。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当时上海钱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尚无保全自顾之策,人心不安,商业凋零,业务大减。此时适逢沪津两埠山西票号大批倒闭,乃至发展至倒亏关税款,关税完全移存外商银行,清室及满族贵人存款大批流入外商银行,上海义善源票号连同28家分支号一齐倒闭,多方逆流,汇集而来,以致钱业再度困难。幸赖钱业公所秦润卿出面,恳请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虞洽卿等奔走调停,才平息此事。

钱业总公所虽然尽其所能挽回局面,但上海钱业元气已经大伤了,自动清盘的钱庄多达七成。1908年沪上钱庄115家,两次风潮以后在1912年2月仅存26家,惨状可想而知。

钱业总公所行至后期势力已经非常弱小,欲恢复元气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了。此时,总董朱五楼和董事秦润卿等人思路非常清晰,公所以继续维持局面为主,待经济好转再度发展。上海钱业发展转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顾不暇,外商银行资金外流,加上进口路阻,民族资本涌动,国内注册工厂大量增加,轻工业发展,钱庄业务扩大,经济有所好转。1916年银根稍事松动,秦润卿觉得公所置产为要。他筹款十三万八千银两,购得宁波路山西路隆庆里房屋改建。次年2月10日北市钱业会馆将钱业会商处改组为沪北钱业公会。会址假在上海总商会内。由于南市钱业公所觉得遇事隔阂不利于联系,经与沪北钱业公会协商,于同月23日召开南北同业联席会议,商议南北合组公会。会议决定将沪北钱业公会改为上海钱业公会,南市各钱庄全部加入。公会经费和缴付总商会的各种会费及义务,南市各庄承担五分之一,北市各庄承担五分之四。此时,隆庆里房屋改建竣工,名为钱业公会大楼,南公所和北会馆先后迁入。从此,上海钱业改变了南北钱业分峙的状态,完成一个完美的、华丽的世纪转身。

钱业公会的业务情况

民国六年(1917年)北市与南市钱业决定,南北合组一公会,“以便遇事互通声息”。该年2月,上海钱业公会正式组成。

上海钱业公会的附属事业,包括钱业中小学、钱业市场、怀安会、周茕集、先董祠、《钱业月报》等。钱业的先董祠,位于北市钱业会馆内,“崇祠钱业有功前辈”。钱业中小学即附设于先董祠内,以培植同业子弟为宗旨,该校注重国文、英文、算习等科目,为上海著名中小学之一。此外,南市钱业有“周茕集”之设,北市钱庄有“怀安会”之设,由公会筹募基金,“置产生息,用以矜恤业中之贫苦孤寡者,颇有社会救济之意味”。《钱业月报》创刊于民国十年1921年2月,内容包括调查、统计、论著、各庄营业概况等。

上海钱庄大致可分为汇划钱庄、挑打钱庄与零兑钱庄三类,其中挑打钱庄又分为元字庄、亨字庄;零兑庄又分为利字庄、贞字庄;加入钱业公会的钱庄,称“大同行”,未加入者称“小同行”。各种类型钱庄中,以汇划庄规模最大,业务范围亦最广,一般所称“上海钱庄”即指汇划庄而言。审查新设汇划钱庄的资格,是钱业公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新设的汇划钱庄,须于开业前1个月报告钱业公会,公会召集会员投子表决,分为白黑二子,以白子为赞成,黑子为否认,须经会员2/3以上到会投子,得投2/3以上白子,方可认为入会同业亦称入园。钱业公会的作用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订立上海钱业营业规则;调节及裁决同业纷争;金融恐慌时,联络各庄垫款维持将倒之钱庄,以巩固钱庄业之对外信用;代表钱庄与政府或外界交涉等等。

“洋厘”与“银拆”在上海钱业公会的职责中,订定洋厘、银拆行市及贯彻汇划制度,最为特殊,影响亦较大。

所谓“洋厘”,系指银元折合银两之市价。银元又称洋钱,明季即已由外国流入中国,鸦片战后更通行于沿海及内地各省。上海的对外贸易原先使用西班牙银元,其后因西班牙银元来源渐稀,上海商界乃议决,自咸丰六年1856起,一切交易均以九八规元为本位。由于规元为一虚银记账本位,并无实质通货,故而上海市面实际行使的通货,为二七宝银与墨西哥鹰洋等,银元必须折成规元方可入账。

当时,1枚银元的价值等于库平银7钱2分,银元、银两折算率变动幅度,通常以厘位为止,故称“洋厘”。随着上海银两、银元存底的盈乏,以及市面实际需要等,“洋厘”会有所变动,此种变动幅度的大小,通常由钱业公会附设的钱业市场决定。该市场位于上海北市的兴仁里,每日分早、午两市,决定厘价,并为上海商界所一致尊奉。每日各庄均派专员到场,公议行市。此等职位,名曰“钱行”,地位较高。凡头寸的拆进拆出,现洋的买进卖出,以及划头的划出划进,均由市场解决。“午市散后,继之各庄便在这里互轧公单,是曰总会,也可谓票据交换所的滥觞。”

所谓“银拆”,系专指银两借贷的利率。相对应,有称现洋的利率为“洋拆”。钱业中人统称的“银拆”,亦在钱业市场中,由全体同业集合竞争议决,并为各界所一致遵守。通常日息由钱业市场决定,月息则由钱业公会常会决定。银拆最低时,可至“白借”无息,最高时则可至数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钱业公会为防止市场利率过高,造成市面恐慌,作出特别规定:银拆最高以每1000两日息7钱为限,亦即月息2分1厘为限。民国二十二年1933“废两改元”政策实施后,“洋厘”遂告消失,但每日日拆仍由钱业市场议定。“全市银两的弛张,可于钱业市场每天开出日拆大小看出。”

此外,民国四年1915,上海钱业公会与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作,取消纷杂的龙洋行市,仅留袁世凯像银币及墨西哥鹰洋两种银元行市,这对挽回中国币权,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八年1919,上海钱业公会联络各方,进一步取消鹰洋行市,银元市价统以国内自铸银币为准,这一举措,称得上是中国币制的一大进步。

“公单”与“票现基金”汇划制度的基础是信用,即发生清算关系的各方对票据所代表的银钱所有权转移的公认。它同时也成为钱庄业与新式银行长期抗衡的重要基础之一。

为免现金收解之烦,早期上海钱庄同行间的票据结算,已在账面上互相划拨,称为“汇划”,不过因由各家钱庄分头找对家当面汇划,手续仍相当麻烦。

此后,为适应实际需要,轧公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洋钱结算也可以上公单,遂有银公单、洋公单之分;上百而不满500两的金额结算也可以用公单,俗称小公单。民国十三年1925,发生了老司务因送“尾数银”被劫之事,加上找零头实在不便,上海钱业公会决定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起,会员各庄分别提出现银1万两交存公会,作为“票现基金”,用来处理“零头”的结算,各庄不必自己解送现金。后来各庄所交基金达3万两。

在银行票据交换所成立以前,银钱业款项的结算,始终掌握在钱业公会的汇划总会。不但银行与钱庄间的收解须假手于钱庄;即便银行与银行间的收解,亦必须委托汇划钱庄代为办理。因此,本国银行必须存款于钱庄,以为清算划拨之用,这种存款事实上成了钱庄营运资金的重要补充。

上海钱业公会的结束

因有关法规的颁行及主管当局的要求,先后经历了上海市钱庄业同业公会(1931年起)、上海特别市钱庄业公会(1943年起)、上海钱商业同业公会(1946年起)等几个阶段,直到1949年12月28日,与银行公会、信托业公会合并组成统一的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上海钱庄业不复有独立形态的同业组织。

上海解放之初制度环境社会条件发生巨变之际,上海钱业公会依然坚持正常运作,从维护同业利益出发,在协助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服务同业开展业务经营、对同业公会改组合并问题上表明立场等方面起着显著的作用

(余韶真)

版权所有:黄浦区政协 技术支持: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
 沪ICP备05004698 | 您是第 位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