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强:

关于严禁野生动物交易和餐食的立法建议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之后,已有很多人提出要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这个话题再次被重提。有诸多证据表明,本次疫情是由非法捕杀、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的。

 

    餐食野生动物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卫生与安全隐患,科学上不仅证实野生动物的营养价值并不比日常家禽高,而且野生动物生存于野外,根本无法进行防疫工作,是大量未知病毒的宿主。这些在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永远不会发病的病毒,于人类而言却可能是致命的恶性病毒,一旦传染给人类,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人类历史上几次死伤无数的疫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即便是科学得出的结论,在累积的经验面前,也丝毫不能占据上风。相当多的人对野生动物餐食不误,越是不让嗜食的,越要偷偷地嗜食;餐食成了的,洋洋自得,以为能事。因而,嗜食野生动物如果在过去可以跟“胆量”关联,在今天则只能称之为“陋习”了,尤其在明了危害前提下表现“胆量”,充其量是匹夫之勇。

 

    2020年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2020年第4号),要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同时,我国多地也出台相应规定,要求现阶段禁止野生动物及活体动物交易。例如,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相关通知,要求“2020年1月25日至2020年4月30日,上海实行季节性暂停活禽交易。严禁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畜禽肉。”与此类似的,还有河南、吉林等相关省市。

 

    与上述行政机关临时发布的行政决定不同,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对于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餐食依旧存在一定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九条只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及其相应的法定责任,而与之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一条依旧将保护重点落在了“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依旧将上述《刑法》之规定圈定在了“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受“非典”的影响,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若干规定》,其中明确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范围是“(一)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同时,也明确了“前款规定中依法人工繁育成功、能够大量饲养并经国家或者省级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食用且检验检疫合格的除外。本规定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为了构建切实、有效、可行的治理体系,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可能性,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应全面立法严禁野生动物交易和餐食,特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建立健全食用动物及其制品的清单制度。

 

    我国可建立类似进出口贸易中的“正面清单”及“负面清单”制度,在相关清单中,明确“野生”与“非野生”抑或“人工饲养”的界限。该等清单建议可以明确到具体的物种,同时应保持“动态性”,即随时根据生物学的分析与发现不断调整。这里建议建立“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两个清单,“正面清单”用以明确可食用动物之范畴,“负面清单”作为法定处罚之依据。具体标准可交由我国林业、渔业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其专业分析,进行制定与操作。

 

    二是明确捕杀、加工、运输、销售和食用非许可食用动物及其制品的行政监管责任。

 

    除国家特殊许可机构之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捕杀、加工、运输、销售和食用许可食用动物清单之外的动物及其制品,行政监管部门应主动检查并及时发现此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加防范,坚决防患于未然,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渎职责任,严重者将构成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之罪,须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是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之内容,将禁止生产、经营、餐食、使用之“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范围扩大到非重点保护、濒危的野生动物。

 

    建议结合“负面清单”制度,将相关一般野生动物列入上述法律及其配套制度的保护范畴之中,同时加以明确相应的法定责任,用以震慑广大潜在的“嗜食者”,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来源 | 黄浦政协

编辑 | 周颖